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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何人尋我買葫蘆

藝術前沿 美術報 2017年08月22日 17:47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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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白石 葫蘆 138×34cm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 葫蘆 138×34cm 北京畫院藏

朱萬章(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葫蘆題材之繪畫,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時期。此時,葫蘆多附屬於人物畫中。舉凡道釋、高士或行樂圖,多有葫蘆作為配飾者。此時葫蘆之功能,多為容器或法器,且均為畫面之配角,不足以登上大雅之堂,如馬遠《曉雪山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中便有馱著行裝的毛驢背上拴著葫蘆,李嵩的《市擔嬰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中作為玩具的葫蘆等等。在李公麟的人物畫中也不時可見作為配飾的葫蘆。據此可看出作為邊緣畫科的早期葫蘆畫的嬗變歷程。

明代畫家中,以葫蘆入畫者,大多為人物畫家,亦有少數山水畫家。就筆者閱歷所及,大致有戴進、黃濟、劉俊、萬邦治諸家。除此之外,亦不乏一些佚名畫家。

清代以降,葫蘆隸屬於花鳥畫中蔬果一科,如金農《花卉碩果圖》冊中便出現葫蘆,與其他蔬果、花卉,如枇杷、茄子、西瓜、蘿蔔、水仙、柿子、石榴等一樣成為畫面的主角。但同時也有不少畫家仍然將葫蘆作為配飾,如黃慎所繪的《三酸圖》、《李鐵拐拈花圖》(天津美術學院藏)、李育的《李仙幻象圖》扇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居廉的《壽星圖》等均是如此。

晚清民國以降,以吳昌碩、齊白石為代表的畫家將葫蘆題材的繪畫發揮到極致。他們不僅將葫蘆作為繪畫本體來描繪,更賦予葫蘆多重文化內涵,這就使得一個極為小眾的繪畫科目昇堂入室,引起美術史學者的垂注。

齊白石葫蘆繪畫的類型

在齊白石花卉蔬果題材的繪畫中,葫蘆題材出現的時間較晚。現在所見到的齊白石繪畫中出現葫蘆,最早的是作于1913年的《李鐵拐像》。該圖也和明清時期畫家所繪人物畫一樣,葫蘆只是人物的配飾,並非主角。真正將葫蘆作為繪畫主體來創作,則是在齊白石“衰年變法”以後。自此,葫蘆畫斷斷續續均有創作,一直持續到其歸道山。據不完全統計,現存齊白石葫蘆繪畫,至少有近百件,就其數量而言,雖然不佔主流,但在其花鳥畫中,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頭戲。在與其他畫家相比較中,齊白石可謂是葫蘆繪畫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其私淑的名家吳昌碩,在數量和題材上,與其相比,也稍遜一籌。

以數量和繪畫技法而言,齊白石的葫蘆繪畫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以葫蘆為主題的設色畫,多以大塊的積墨描繪葫蘆葉,再以藤黃或鵝黃畫葫蘆,再或者在葫蘆上輔之以螳螂、蜻蜓或其他草蟲,大片的葉子往往以隨意的藤蔓相連接。現在所見最多的齊白石葫蘆畫,多屬此類;一類為白描或純水墨,只以淡墨勾出葫蘆的輪廓,再配之以簡短的題句,或者輔之以大塊的墨葉,此類作品較為少見,在其葫蘆繪畫中約佔一成左右;另一類則是人物畫中,葫蘆為配飾,頗類明人所繪的葫蘆,多繪一人物作為法器或容器懸挂在身,如所繪《鐵拐仙圖》(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羅漢圖》等即屬此類。這類作品極少,筆者僅見過數件而已。因第三類作品本質上還是屬於人物畫,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齊白石葫蘆繪畫的藝術特色

齊白石所繪葫蘆畫,多為大寫意。這些繪畫,秉承了他一貫的繪畫作風,即以恣肆淋漓的潑墨法,並以大片的色塊來渲染葫蘆葉及葫蘆,是其衰年變法以後畫風的代表。他所繪葫蘆,在畫面本身之外,寄寓了作者的情思,如《葫蘆》中題識:“人笑我,我也笑人”,與其常見的人物畫中的題識“人罵我,我也罵人”可謂如出一轍,都是在一種輕鬆詼諧的筆觸中表現出對世態的不滿和嘲諷。而另一件《葫蘆》則題識曰:“頭大頭小,模樣逼真,願人須識,不失為君子身”,也同樣寄寓了葫蘆以人格魅力。齊白石通過葫蘆,婉轉地表達自己的繪畫理念,並在畫中題上小詩,使其葫蘆畫得以進一步昇堂入室,如題《葫蘆圖》雲:“丹青工不在精粗,大涂方知礙畫圖。嫩草嬌花都賣盡,何人尋我買葫蘆。”這種既在畫中表達藝術思想,同時也表現出文人情趣的創作模式,與齊白石所心儀的明代畫家徐渭(1521—1593)可謂如出一轍。有意思的是,徐渭也曾畫過一件大寫意葫蘆,是其《花卉雜畫》卷(日本泉屋博古館藏)中的一段。徐渭在其上題識曰:“世間無事無三昧,老來戲謔塗花卉。藤長荊闊臂欲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蘆依樣不勝楷,能如造化絕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韻,根撥皆吾五指裁。胡為乎?區區枝剪向葉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撥開。”同樣也是表達其潑墨大寫意的理念,“不求形似求生韻”與齊白石的“丹青工不在精粗,大涂方知礙畫圖”有異曲同工之妙。齊白石的大寫意花卉,師承徐渭、八大山人、吳昌碩諸家,而從葫蘆這一極為小眾的邊緣科目,便可看出其取法徐渭的痕跡。

在齊白石葫蘆畫中,為了使各種藤蘿表現出不同的姿態,他一般直接用墨分五色相區分,有的則以紫色、赭色或淡綠等交相輝映。他所繪的藤蔓雖有程式化傾向,但由於所搭配之葫蘆的經營位置千變萬化,並配以不同的題跋文字,故畫面仍然不覺相似。關於這一點,齊白石本人在一幅《葫蘆》題跋中言及:“客謂余曰:君所畫皆垂藤,未免雷同。余曰:藤不垂,絕無姿態,垂雖略同,變化無窮也,客以為是。”只是“垂”而不同,便可變化萬端。在另一幅《葫蘆》中,齊白石再題:“畫藤以垂為佳,牽籬扶架最難大雅,余故不辭萬幅雷同。”雖然齊白石自謂“萬幅雷同”,實際上由於佈局、藤蔓、葫蘆、題跋、印章甚至紙型的千差萬別,他已有效地避免了畫面的相似感。在齊白石看來,“天工”並不會雷同,只要遵循“天工”去畫,自然也就各具其態了。

齊白石的藤蘿,有的環繞葫蘆,墨趣橫生;有的則隨風飄逸,與葫蘆穿插呼應。在落筆處,往往多飛白,如龍飛鳳舞的草書,流暢而遒勁。這些藤蔓,成為連接墨葉與葫蘆的紐帶。即使採摘下來的葫蘆,也有枯藤相伴,使畫面不至於枯燥、單一。藤蔓襯托中的齊白石葫蘆,因而更具生命力。在藤蔓之外,齊白石往往在葫蘆畫中綴以螳螂、螞蚱、天牛、蝗蟲、蜻蜓、蜜蜂、蝴蝶等草蟲或小雀,且多為精緻工細之筆,使得葫蘆畫工寫結合,既豐富了畫面的視覺感,又使葫蘆回歸到“天工”的原生態環境中,給人以鮮活靈動之感。

和其他花卉蔬果畫一樣,齊白石的葫蘆畫,是其寫意精神的代表。尤其是衰年變法以後,其葫蘆畫題材出現的頻率極高,直到晚年,還可見到他自署“九十六歲,白石”的葫蘆畫作品。他在多幅畫中,反復提及所繪葫蘆均為“依樣”。這種“依樣”,不是“依”前人之“樣”,而是“依”造化之“樣”。他在一件《葫蘆蝗蟲》斗方中題識:“余曾見天畸翁院落有藤一本,其瓜形不一,始知天工自有變更,使老萍不離依樣為之也。”正是因為大自然豐富多彩,“自有變更”,因而齊白石“依樣”為之,也就不會雷同了,這道出了寫生的真諦。

齊白石的花卉蔬果受吳昌碩影響較大,但唯獨于葫蘆則不然。吳昌碩葫蘆畫大多構圖繁密,且葫蘆多交織在藤蔓和綠葉中。垂藤多用赭色,葫蘆葉則多用墨骨,再以淺色花青暈染,畫面顯得繁複,如作于1914年的《葫蘆圖》(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藏)、1915年的《籬邊秋果張如錦》(浙江省博物館藏)及無年款的《碩大無朋圖》(天津工藝美術學院藏)等即是此例。這與齊白石葫蘆畫的簡潔明快形成對比,可謂各有韆鞦。對齊白石衰年變法起著重要影響的陳師曾,也有過畫葫蘆的記錄。他的葫蘆畫多以淡墨勾出葫蘆輪廓,再以淺綠色填充,葫蘆葉與藤蔓也多為濃淡深淺不一的綠色、赭色寫就,形似重於神似,極少用潑墨法,如《三葫圖》即為其葫蘆代表。很顯然,吳昌碩、陳師曾這兩位在齊白石藝術生涯中産生重要影響的畫家,其葫蘆畫與齊白石並未有直接的師承或相通之處。

葫蘆畫雖然只是齊白石花卉蔬果中的一個小小分支,但小中見大,從其不同題材、不同時期、不同技法的葫蘆畫中,可以窺測其花卉畫演變的痕跡,以及其一貫堅持的藝術理念和創作態度。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齊白石這種“帶有泥土味的形象不是簡單的寫生和記錄,只是一種文化的記憶,是傳達文化的一個媒介”這對於我們從不同側面了解齊白石藝術全貌,無疑是具有裨益的。這或許便是探討齊白石葫蘆繪畫的意義所在。

本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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