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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中華第一古物

藝術前沿 中國文化報 2017年05月09日 15:43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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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石鼓展廳

北京故宮博物院寧壽宮石鼓展廳

閆敏

故宮石鼓館原位於皇極殿東廡房,2004年開放,展陳環境一般。後來經過多年的籌備,故宮博物院選擇了展陳條件較好的寧壽宮(位於皇極殿後),作為新石鼓館,目前已重新開放。

以此一類文物專門設立獨立展館進行展示,這在故宮博物院展覽史上堪稱獨一無二,足見其價值的重要。石鼓展作為故宮博物院的常設展覽,除十面石鼓外,還特選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具有代表性的秦文化銘刻資料,稀世遺文,按時代循序陳列,以期觀眾對石鼓文的遞嬗之跡有概括性的認識。

那麼,石鼓是什麼?其價值到底幾何?歷經兩千多年風吹雨打,它們又是如何奇跡般存留下來的?

國之重器——石鼓

石鼓,是一組十個饅頭狀的花崗岩刻石(以為是石制的鼓的請去面壁),每個直徑約1米,重約1噸。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狹下寬,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根據它們的出土地點,將它們命名為“陳倉石碣”或“岐陽石鼓”。

在金石學中,石鼓是最重要的石刻遺物,它上面刻著的文字,人稱當今漢字的“祖宗”,韓愈曾專門為其上書請求妥善保存,它還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

後人又根據鼓身上的文字,將十面石鼓分別命名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吳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每個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詩,是徵旅漁獵的咏歌。有的在訴説修治道途之事;有的在稱道汧源之美與遊魚之樂;有的在講述原野上打獵活動開始、高潮及結束時滿滿的收穫,甚至還有對狩獵歸途中,遇雨、涉水、行舟的詳細描寫……因此石鼓文又稱《獵碣文》。據金石學家唐蘭先生考證,石鼓的刻鑿時代為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不過這些考證也有存疑,值得進一步解惑。

石鼓上刻的文字,後世稱為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狀若“倉頡之嗣,小篆之祖”。就書法層面來説,石鼓文屬秦文大篆類,介於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間,又稱“籀書”,是我國文字發展鏈條上的重要一環,所以有人説它是今天漢字的“祖宗”。

由上可見,無論是在歷史學、考古學、文學史、文字發展史,還是在書法藝術史上,石鼓文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自唐代被發現以後,當時的書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書法。如,唐代詩人杜甫、古文大家韓愈、宋代文學家蘇軾等,還專門為它做過詩,所以,石鼓與文學家的關係亦極其密切。在金石學裏面,從宋代歐陽修的《集古錄》起,都把它作為刻石中最重要的遺物加以著錄。

石鼓文局部(後勁本)(北宋拓) 各23×14.3厘米 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石鼓文局部(後勁本)(北宋拓) 各23×14.3厘米 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顛沛流離——石鼓的傳奇流浪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興三疇原(今陜西寶雞)被一個放羊的老人發現,當時的石鼓就已歷經千年風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燒,導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駁脫落,465字中有一半已經無法辨認。當時人們對上面的大量神秘文字十分不解,便認為石鼓是上天賜予的神物,甚至還焚香跪拜。

石鼓被發現後,一直曝露在野地裏,當時的書法家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聞訊,紛紛前去臨摹作拓。“安史之亂”期間,在雍城躲避戰禍的唐肅宗還曾責令官員將石鼓運到雍城城南,供駐紮的文武百官賞玩。後來,隨著戰亂逼近雍城,石鼓又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為了保守這個秘密,官員們對外宣稱石鼓已經“毀失”。

到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地方官吏終於查訪到了石鼓的埋藏之處。當時還是國子學博士的韓愈聞訊上書,請求把石鼓搬到太學府,然而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鄭余慶任國子祭酒(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的官員)的時候,有關部門才採納了韓愈的建議,石鼓被移到了鳳翔文廟。

但是這時候,十面石鼓中的“乍原”石鼓已經失蹤,只剩下九個石鼓了。

又過了幾十年,由於五代十國的戰亂,位於關中的鳳翔淪為戰場,石鼓再次下落不明。

直到宋朝建立,宋仁宗下旨尋找石鼓,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光之父司馬池找到了九隻,唯獨唐朝遺失的“乍原”石鼓依舊沒有消息。

司馬池因為擔心完不成任務被皇帝責罵,就私下派遣工匠,連夜採集相似的石材做偽,制出一面假的“乍原”石鼓。可惜宋仁宗和朝廷中的眾多大臣都是文化人,一下子識破了司馬池的伎倆。司馬池先是因功被封賞,後又因欺君而獲罪。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重金求來一份太氏石鼓文拓片,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他意外發現,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證明太氏曾收藏過乍原石鼓。

向傳師急忙趕到關中太氏的老家,卻發現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於瘟疫。為了避免瘟疫傳播,人們還把太氏的房屋財産全部燒光。向傳師不死心,在關中繼續查訪,居然在他居住的客棧後面的屠戶家中發現了石鼓。

此時,乍原石鼓已經“遍體鱗傷”:它的上半部分被切去,中間被掏成凹狀用來搗米,而上面斷裂開的兩道邊被屠夫用來磨刀。鼓身也僅餘下半部的四行文字。

大觀年間,向傳師將乍原運至汴梁,交給朝廷。此時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認的文字只剩下432個。宋徽宗集齊十面石鼓之後,欣喜異常,下令用黃金填注石鼓文,以減緩風化,並防止人任意作拓。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佔領汴京的金軍在接受了宋的議和條件後撤退,將宋徽宗和宋欽宗一併帶走。后妃、官員、內侍宮女、技藝工匠等3000多人被迫北遷,城中的禮器法物,天文儀器,古典圖籍,珍貴文物等也被悉數掠走,當時金人並不知道石鼓的珍貴,但看到石鼓上涂滿了黃金,心想一定是貴重的東西,所以也把石鼓一塊帶走了。

當時抗金的義軍風起雲涌,撤退的金人不敢走大道,金兵不知石鼓的價值,因其笨重,早就心存怨意,自然不知愛惜,石鼓上的一些字又這樣被磕碰掉了。石鼓運到燕京後,因為上面涂有黃金而被人鑿摳,棄之荒野,自然文字又有損失。

經過這些磨難,石鼓文到元代只有386個字了,而且還包括近一半的不可辨認的字。元大德四年(1300年),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石鼓,便組織將石鼓遷往文廟大成門內保存,平安經歷了元明清三代。

清乾隆年間,石鼓還受到了乾隆的重視。乾隆命人仿製十面石鼓,安置在北京孔廟的大成門東西兩側,代替了秦石鼓,以利秦石鼓的保存。仿製的十面石鼓大小形狀一樣,俗稱乾隆石鼓。

乾隆石鼓的形狀不同於舊石鼓的饅頭狀,而是和現代鼓的形狀一樣。但鼓上的字跡,還是模倣舊石鼓的字體鐫刻的。

1933年,石鼓隨第四批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裝箱包裝前,為保護上面刻著字的石皮不脫落,工作人員將浸濕的高麗紙敷在石鼓面上。高麗紙纖維長,韌性好,濕的時候摁進字口,幹後就固定在字口裏。此外,石鼓裝箱的時候,外面還包有兩層棉被,四週用稻草塞緊。這都讓石鼓在南遷中得到良好的保護。

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遷往南京,安置在南京朝天宮的文物庫房。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岌岌可危,為了安全起見,故宮文物又一次西遷。石鼓經徐州到達寶雞,又向陜南漢中轉移。

在翻越秦嶺時,運輸文物的隊伍曾遭遇土匪搶劫,幸而有士兵持槍護衛,加上保密工作做得好,土匪以為只是普通貨物,所以主動撤退了。

但是漢中也不安全。日軍飛機曾兩次空襲這裡,誰知道石鼓運來後會不會碰上第三次空襲呢?因此,石鼓等文物又被迫向成都轉移。沒想到的是,石鼓剛剛離開漢中,原先存放它們的庫房就被日機炸毀,石鼓再次逃過一劫,在四川峨眉縣的臨時文物庫房中度過了抗日戰爭的歲月。

抗戰勝利後,南遷文物遷回南京,途中曾發生兩次車禍。在江津廣興鄉時,司機不小心將車撞上了一棵樹,所幸的是石鼓包裝紮實,未被損壞。車離開黔江後,又為避讓另一輛車而再次翻倒,車子摔到了山下,石鼓卻奇跡般地保存完好。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後,蔣介石見大勢已去,倉皇籌備撤退,將國寶文物大量轉運至台灣。已被送回北京故宮保管的石鼓,也運抵機場。但臨近起飛時,飛行員卻報告説,飛機已嚴重超載,無法保證飛行安全。一行人再三商討,決定將這十面石鼓留在大陸。這才有了今日的故宮石鼓館。

如那些已經無法辨識的文字一樣,石鼓背負的那些殘斷的歷史,和它顛沛流離的命運,與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苦難一直緊密關聯。十面歷史悠久的石鼓,以及籠罩在它們身上的未解謎團,讓它們在跌宕的歷史潮汐中更顯獨特,更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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