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壽與文化自信

20世紀50年代潘天壽與國畫係學生在杭州景雲村寓所

潘天壽的教育貢獻——中國畫與中國書法現代教育的奠基者
  
潘天壽先生作為教育家，是中國畫和書法現代教育的奠基者，在西風東漸中力挽狂瀾，以宏博的視野、堅定的毅力，建構起中國傳統藝術在現代藝術教育體系中得以教習與傳承的人文系統。作為中國第一個國畫係的創辦者之一，他和他的同道、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完善中國畫教學體系，身影遍佈海峽兩岸甚至世界各地，歷經大半個世紀的努力，如今桃李芬芳，碩果纍纍，學術思想代代相傳，教學傳承井井有序。

1923年，潘天壽進入私立上海美專，在校長劉海粟的積極支持下，創辦了一個國畫係(科)，這是中國第一個國畫係，諸聞韻和潘天壽都先後任過系主任。從此中國畫師傅帶徒弟的傳承方式開始改變為學院式現代教學。潘天壽教過的學生包括一直從事中國畫教學的吳茀之、張書旂、顧坤伯等，還有轉為其他專業的艾青、趙丹等名人。作為大學教材的潘天壽《中國繪畫史》，也于1925年由商務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這是最早的中國繪畫史之一。

1928年國立藝術院創辦，林風眠校長特聘潘天壽為國畫系主任教授，主持中國畫教學。上海、北京以及全國的優秀人才雲集西子湖畔，中國畫教學的中心也隨之從上海南移至杭州。潘天壽自此沒有離開過這所中國美術最高學府，為中國畫教學和創作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潘天壽國立藝專時期主持中國畫教學，學生在國畫係第一年，普遍學習中國畫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兼習山水、花鳥、人物。第二、第三年分成山水、花鳥兩教室授課，這可以比較全面、系統、深入地傳授中國畫各種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並有利於專精培養各種專門人才，更為重要的是重視了對繼承和發展民族繪畫人才的培養，從而使國畫係師生目標明確，信心增強。潘先生的弟子們成就顯赫，在美術界都是各路領軍人物和獨當一面的將帥，包括王朝聞、李可染、吳冠中、王兆民、林鍇、張岳健、李震堅、李長白、高冠華、張文俊、蔣風白、吳凡、陳佩秋、李際科、董希文、趙無極、朱德群、丁天缺、彥涵、朱培鈞、段文傑、李霖燦、張光賓、席德進等。這些藝術家，不但自己都有彪炳美術史上的作品，而且幾乎絕大多數從事美術教育，為中國畫以至中國文化藝術培養了數以百計出色的接班人。

20世紀50年代潘天壽在杭州景雲村寓所為學生劉文西等作畫示範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潘天壽先生在中國畫係的基礎上向文化部提議人物、山水、花鳥三個專業分開招生、分開教學，後來又創建書法篆刻專業，開設詩詞等傳統文化修養課，變革以西式素描作基礎訓練的通例，從中國畫本體論思維出發的現代教學體系，由此漸成規模。他在中國畫教學中開設系列性的構圖學課程，以轉換傳統的章法説，用線條或點線面概念配合書法美學，以詮釋傳統的筆法説，通過對中國繪畫形式結構及發展脈絡的梳理分析，抽繹出或普適或獨特的運演規律，使之成為可與西方藝術學進行對話交流的一門現代學科，在更加廣闊的語境中獲取生效。

作為傳統知識分子，潘天壽先生從教40餘年，始終將“教育救國”這個五四前後由西方啟蒙思想與中國儒學道統結合形成的人生目標，作為其終生不渝的價值支撐，踟躕踐行在中國畫教學之路上。他曾提出“三分讀書，一分寫字，五分畫畫，一分其他”的教育論點，認為“畫中要有詩的趣味”，這裡的“詩”，不僅僅是一種文學體裁，更代表著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其渾厚的國學底蘊和持續了一生的傳統書畫教育實踐，飽含著以潘天壽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藝術大師“民族之翰骨、文化之脊梁”的擔當精神與文化自信。

潘天壽的文化貢獻——以國族之畫傳承光大民族心志，奠定了現代中國藝術自我更新的意識基礎。
童中燾先生認為：“潘先生的識見、魄力和毅力，論之者多矣，這裡只是強調：志高矣，言論不得不高，作品不得不高。潘先生的作品，與言論，與志趣，實實在在，翕然如一。“上世紀20年代，潘天壽看到，當時已經到了可以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成熟時期，他曾提出一些關於借鑒西方藝術的論點，但在他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強調民族精神的主張。對於中西碰撞、古今之爭，尤其在西洋畫流派蔚然而起之際，中國畫何去何從成為許多藝術家倍感困擾之事。在這一問題上，潘先生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他有一句口頭禪：不做“洋奴隸”，不做“笨子孫”。所謂“洋奴隸”，是説中國人學西畫，“一意模擬西人，無點滴之自己特點為民族增光彩者”，而所謂“笨子孫”，是説中國人學中畫，“一意摹擬古人，無絲毫推陳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1928年，他談到：“近數十年來，西學東漸的潮流日張一日，藝術上也開始容納外來的思想和外來的情調，揆諸歷史的變遷原理，應有所啟發，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來思想實也無補，因民族精神為國民藝術的血肉，外來思想是國民藝術的滋補品，倘單恃滋補，而不加自己的鍛鍊，是不可能的事，故想開中國藝術的新局勢，有待乎國民藝術的復興運動。”

作為文人畫的傳承者，潘天壽一改文人畫的書齋清玩與雅集遣興，使之成為民族文化心靈與歷史情感的寄託，並將之當成一生的學術事業，其個人之理論建樹與藝術創作因此也就具有了全新的時代意義。潘先生在這過程中看重的是一種文化主體的自覺，這可以看作他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路徑，也可以是藝術貢獻，即以傳統文化為主體的自覺的內在轉型。

邵大箴先生説：二十世紀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潘天壽先生始終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對中西兩大文化體系進行理性分析和思考，高瞻遠矚地提出了“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的主張，睿智地選擇了從中國畫內部發展民族繪畫藝術的道路，堅定地把握了中國畫和中國美術教育向現代化發展的前進方向。他還認為，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發展道路，東西兩大體系的繪畫各有自己的成就，是歐亞兩大高峰，這就是著名的“兩峰論”。潘天壽強調東西繪畫應互取所長，但不應盲目複製他人的方式。他將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藝術創作中，將傳統人文教育思想的精髓與現代中國畫相結合，直至今天都對我們藝術界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在著名的“兩峰論”中，潘天壽把中西繪畫體系比喻為“兩大高峰，對峙于歐亞兩大陸之間，使全世界‘仰之彌高’。這兩者之間，盡可互取所長，以為兩峰增加高度和闊度，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決不能隨隨便便的吸取，不問所吸收的成分，是否適合彼此的需要，是否與各自的民族歷史所形成的民族風格相協調。在吸收之時，必須加以研究和試驗。否則，非但不能增加兩峰的高度與闊度，反而可能減去自己的高闊，將兩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獨特風格。這樣的吸收，自然應該予以拒絕。拒絕不適於自己需要的成分，決不是一種無理的保守；漫無原則的隨便吸收，決不是一種有理的進取。中國繪畫應該有中國獨特的民族風格，中國繪畫如果畫得同西洋繪畫差不多，實無異於中國繪畫的自我取消”。

盧輔聖先生在《文化史中的潘天壽》説：中國近現代激烈而深刻的社會大變革大轉型，給文化人帶來了太多的騷動不安與不確定性。但潘天壽仍然信奉傳統經典文化所孕育的個體人格力量，鍾情于中國藝術特有的情韻、境界和格調，並且以弘揚其躋身世界文化之林的現代性價值與未來學價值為己任，甚至作為唯一的人生目標，為之百折不撓、奮鬥不息。他既擔負起時代賦予藝術家的改革使命，將傳統放置於一個開放的世界裏重加檢視，同時又堅定地相信，這種改革應當建立在理解傳統和呵護傳統的基礎上，應當使傳統充分發揮轉型時期規約人心和穩定秩序的功能，進而開發其走向將來的諸多可能性。他在中國繪畫領域所作的這些努力，雖然影響範圍有限，並且過早地毀於燹火，但由其所代表的學術忠誠、學術智慧，以及歷劫未泯的儒士風骨、道統風範，則具有超越專業界和學術界的普遍啟示意義。在現代後現代思想及全球化趨勢正帶領整個世界迅速走向同質化、碎片化的當今時代，如何富有成效地從各民族傳統資源中轉化出適應人類生活和個體存在的精神依歸，已經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重視。就此意義而言，潘天壽的啟示行之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