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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文化:從收藏變化看到信札價值

藝術前沿 北京晨報 2017年02月27日 18:10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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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文化:從收藏變化看到信札價值

朝陽區水碓子郵局副局長寧建:那時送信有溫度

無論書信文化何時興起何時衰落,在城市中,有一個工種一直感受最深、最直接——郵遞員。早些時期,一輛二八車、一捆報兜,每天騎行幾十里,他們只為把書信和報紙送到千家萬戶。如今,二八車改成了電動車,承載無數家人思念的報兜卻逐漸變成了一捆捆快遞包裹和公函信件。日前,北京晨報記者專訪了朝陽區水碓子郵局副局長寧建。從業郵遞行業30余載,對於他而言,書信儼然已經成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書信文化的沒落在寧建的眼裏,不僅是書信少了,人情味也變少了。“如今送信早已失去了那個年代的激情和溫度。”

袋子→盒子 私信少了 公函成為大多數

作為一名郵遞員,雖然每日重復著相同程序的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但寧建説自己從沒感到過枯燥乏味,因為他熱愛這份工作。

每天早上7點半,寧建會準時到郵局報到進行集體分揀作業。所有人員集中在一個大分揀臺上,把整個郵局的信件和報紙分別分揀後,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之內,寧建要把作息臺上屬於自己道段上的信件和報紙進行再分揀。在分揀信件的同時,寧建要按照送信的順序進行排道,整理完裝進報兜以後便可以出發投遞了。那時候的寧建並不在水碓子郵局工作,他負責的道段是安定門外到德勝門一段,全長大約10公里。

“每天早上我一個人的報兜裏大概就有100多封信,三四百份報紙”,對於數字,寧建極其敏感。作為一名合格的郵遞員,心裏必須有數,因為要把每一封信每一張報紙送到每個屬於它的主人手中,一點不能含糊,需要超越常人的記憶力。剛參加工作時,寧建送信回來後被師傅發現報兜裏還餘下一封信件,二話不説,就被“送”出郵局,查詢究竟是哪兒送岔了。

每天只半天工夫,郵局就會又多出一大批信件。寧建回憶説,“每年11月到來年1月信件更多,會達到一個高峰,元旦、春節,誰還不往家寄封信啊?”然而,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高峰”這個概念沒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原來每天早上集體作業時裝信的大袋子換成信盒了,那袋子一袋能裝上千封信,那盒子再大才能裝多少?”寧建説,“到現在為止依然保留了信盒的習慣,但基本全是公函了。”

二八車→電動車 報兜癟了 快遞工作更辛苦

年輕時的寧建最驕傲的就是自己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騎著二八車出去送信,儘管每天他要來回騎行40多裏的路。“20多歲,我穿著北京郵政的制服,騎著綠車,進出機關大院到哪兒都暢通無阻。”寧建回憶説,“那時候有一個二八車可了不得,買的話得花好幾百,可是郵遞員單位給配車,車在我們那會兒就跟戰士手裏的槍似的,擦得锃亮,騎著倍兒美。”

在寧建的記憶裏,那時候出去投遞的報兜子都要被信件撐爆了。而如今,報兜越來越癟,快遞包裹卻越來越多,二八車也換成了電動車。“現在基本是保險、交通違章單、廣告,賬單等信件,郵遞員的工作量沒減少,反而因為快遞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熱情→冷漠 吆喝沒了 送件必須到門口

“張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寧建的話説,那時候騎車到樓下一聲吆喝所有人都跑下來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著每天這個點你該來了,就已經在樓下等你了。”

在寧建的記憶中,有一件事一直記憶猶新。德勝門外有一個姓陸的老大娘,大閨女在外地插隊,快過年了,老人盼著孩子來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幾回,問閨女的信來沒來,幾天后的早上我發現老大娘閨女來信了,第一時間就送過去了”,寧建説,“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隨著書信文化的沒落,寧建也發現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來越少。“那時候送信有激情有溫度,現在送信卻感覺冷冰冰的。”寧建説,“以前即便是掛號信,一句吆喝都跑下來搶,現在送掛號信,吆喝也沒人聽得見,而且必須送到家門口,那种老樓,沒有電梯,我們的郵遞員説讓爬就得往上爬。”

從收藏變化看到信札價值

在張丁眼中,整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信札收藏分為三個時期:90年代前拍賣公司還沒興起的地攤時代、21世紀前後十幾年的拍賣時代、2010年至今的火爆時代。

收藏估價看準五要素

1:筆者名氣

2:毛筆字或鋼筆字(毛筆貴)

3:筆者書法程度

4:內容是否與重大歷史事件有關

5:保存是否完整(既帶信封郵票)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還沒有拍賣公司之前,就有一部分人把書札作為書畫的一部分收藏,那時的書信還屬書畫、小品範疇。張丁告訴記者,當時的市場來源主要在古董書店、郵票市場、還有民間自發形成的跳蚤市場,如北京的潘家園、什剎海、雙龍、月壇、亮馬橋等地都會出現。

能夠意識到信札手稿收藏價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價格不高。偶有拍賣,關注者也不多。張丁回憶説:“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有一冊15通的徐悲鴻行書信札,估價約10萬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但是流拍了。這一時期也常有成批的有研究價值的信札手稿被拋到市場上,價格更低,如同廢品。”

1995—2010

1993年內地第一家文物藝術品拍賣公司中國嘉德誕生,信札被納入拍賣品行列。2004年春拍,徐悲鴻寫給好友郭有守的兩封信只有兩頁,估價6萬元—8萬元,結果以23.1萬元成交。2009年春拍,陳獨秀等致胡適的13通27頁信札成交價達到544.4萬元,震驚收藏界。西泠拍賣在2009年秋拍創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適《嘗試集第二集手稿》212.8萬元,當時創了近現代名人單件稿本最高紀錄。

然而在張丁的眼中,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之前書信市場沒有太大的變動,原因是智慧手機還未普及,書信的稀有性仍一般。“但是在進入新世紀的十年,拍賣市場掀起一個又一個高潮,興起了新一輪收藏熱,信札手稿的收藏熱度也隨之不斷上升,收藏人群也逐漸擴大。

2010—今

2010年後,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和各大社交軟體的火爆,書信的稀有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幾百萬級的成交“蜂擁而來”。

以2011年為例,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薈萃孫文、譚延、李烈鈞、胡漢民等眾多國民黨元老手跡的《先憂後樂》冊頁以345萬元成交;另一件以孫中山《天下為公》領銜的民國要員墨跡冊頁276萬元成交;蔣中正致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從18萬元起拍,最終成交414萬元。到了秋拍,李鴻章致李瀚章書札冊149.5萬元成交;同治、光緒年間陳介祺致吳雲書札冊25萬起拍,218.5萬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價成交,其中《秉燭後談》手稿100萬元起拍,345萬元成交;《藥堂雜文》手稿80萬起拍,230萬元成交。西泠拍賣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書簡230封,最終以2415萬元高價成交。(記者 韓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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