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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錄像藝術50年:探索影像如何與世界對話

展訊 中國文化報 2016年07月19日 13:52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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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濟院(九屏錄像裝置)  2001年  尤利安·羅斯費爾德

救濟院(九屏錄像裝置) 2001年 尤利安·羅斯費爾德

在當今世界,隨著不斷的全球化、快速消費和即時性,人們被各種各樣的移動形象所包圍,“錄像藝術”(Video Art)因此也越來越受到關注。近年來,關於“錄像藝術”的研究、歷史整理和專題展覽層出不窮。如何從歷史考察的角度去呈現這一新興的藝術現象?日前,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聯合密歇根州立大學布羅德美術館共同策劃的“時間測試:國際錄像藝術研究展”,以錄像藝術發展的歷史脈絡為軸,以互為呼應的兩個部分共同呈現了中外50余位藝術家的錄像作品。

西方錄像藝術的實驗性探索

展覽第一單元是由密西根州立大學布羅德美術館凱特琳·多爾蒂策劃的“移動的時間:錄像藝術50年,1965—2015”,呈現了一系列在過去50年間對西方影像藝術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作品;第二單元由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策劃,董冰峰、王春辰策展的“屏幕測試:1980年代以來的華人錄像藝術”,重點梳理和回顧了過去30多年間,以“錄像藝術”為創作主題,具有代表性的華人動態影像藝術作品。之所以特別強調“錄像”,而不是“影像”,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表示,這其中的出發點主要是放在對這樣一種新的媒介藝術的發生及發展過程的學術意義描述和研究上。

眾所週知,錄像藝術的出現建立在針對電影、電視文化批判的基礎上。西方的一些藝術家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通過新的媒介方式,在反壟斷和集權、反集體性和公眾性、反高度技術化和資本化等旗幟下,開展了一系列以個人化與及時性表達、跨媒介表現及視覺新體驗的種種實驗。白南準的行為錄像《扣子偶發事件》和安迪·沃霍爾的錄像記錄式電影 《外與內》均創作于1965年,展覽“移動的時間”也以此為起點。《扣子偶發事件》拍攝于白南準購買了索尼發佈的第一台家用錄影機——黑白VTR機型CV-2000的當天。錄像中,白南準反復地扣上再解開他的夾克。而《內與外》則是早期錄像裝置藝術的範本之一,安迪·沃霍爾拍攝了“工廠女孩”——女演員伊迪·塞奇威克和一段記錄她本人的錄像之間的互動。

“正是這兩位藝術家的藝術實踐啟發了後來的藝術家,開始將錄像與其他以時間為基礎的媒介(例如前衛電影和行為藝術)相結合。從20世紀70年代的表演和實驗性女性前衛藝術家的作品,到越來越以敘述為基礎、帶有社會和政治意識的藝術家作品,比如哈倫·法羅基、克裏斯·馬克和讓-呂克戈達爾,直至代表了紀錄和投影技術最新發展的尤利安·羅斯費爾德的浸入式裝置作品。”策展人凱特琳·多爾蒂介紹,除了梳理錄像藝術的時間演變,“移動的時間”還呈現了不同時段作品之間的對話關係,凸顯出錄像藝術史的廣度、互聯性和全球影響力,以及與當代全球藝術家的持續關聯。展覽引入了5位來自於國際新銳錄像藝術家的單屏影像作品,與他們作品並肩呈現的是由每位藝術家選取的曾對他們個人的藝術創作産生過特殊影響的“歷史之作”。

華人錄像藝術關注社會現實

有關“錄像藝術”,或用近年更流行的説法,“影像藝術”(Moving Image)的研究重鎮,雖然仍舊集中在歐美那些被認為是現代藝術發生源頭及演變發展的核心國家和區域,但這一藝術形式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錄像藝術”在中國內地的發展已有20餘年,而在香港、台灣這樣較早接受西方現代藝術影響的地區,則發展更早。自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華人領域關於“錄像藝術”的展覽明顯增多,交流和討論也變得日益頻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華人世界裏新興的‘錄像藝術’,雖傳承自西方,但並非對其既有的歷史、美學、文化內涵進行簡單模倣,而是將實踐帶入特有的文化語境、密切關注現實,並且積極又策略地介入對社會問題的討論,掀起一場更為有機、且深具批判意識與反思精神的‘影像運動’浪潮。”策展人董冰峰表示,“屏幕測試:1980年代以來的華人錄像藝術”不僅在於對兩岸三地“錄像藝術”的“內部的”比較和研究,同時也對於“移動的時間:錄像藝術1965-2015”西方“錄像藝術”歷史的“外部的”回應與對話。

展覽分為四個部分:“錄像初生”“媒介實驗”“電影轉向”三個主要單元和一個“香港錄像藝術”特別展映單元,前三個單元主要對應和探討中國大陸與台灣地區“錄像藝術”歷史脈絡的代表性作品,而這三組議題同樣也大約對應于1980、1990和2000年以來的“錄像藝術”在華人區域三十年的歷史及其當下的發展面貌。“香港錄像藝術”單元則重思香港“錄像藝術”的歷史與香港電影工業、“錄像藝術”與動畫、紀錄片等多種影像藝術的美學與社會機制、現實之間的種種現實關懷。董冰峰指出,這裡的“錄像藝術”,既作為一種藝術史中的藝術觀念,也作為一種藝術媒介擴展中的藝術展覽和藝術機構的變化;同時,更重要的是需時刻面對和回應當代視野中的種種社會及文化議題。“‘錄像藝術’或許表面上看只是在記錄或模擬現實,但經由不同的技術裝置、屏幕或我們今天熟悉的美術館空間的部署,或者可以廓劃出一種不斷反思歷史和指向未來的‘當代性’和當代意識。” 董冰峰説。

對於錄像——影像——多媒體藝術的發生及演進,王璜生認為:“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個人性和及時性的表達被日益轉換為交叉性和互動性的多元合作;現代技術的普及性和平民化的同時,又可能日益被鼓勵和誘惑,來借助強大的、複雜的甚至壟斷性的高科技手法而成為‘超級藝術’;從感性的、情緒性的、敏感的藝術表現,而日趨於以宏大的、理性的和超級技術性的‘語言’來解讀現實、編碼夢想,以及實現幻想的企圖和可能性。今天,也許我們正在一個新的起點上考察和思考著錄像——影像的歷史和現狀。”(李亦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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